“知本家”這一概念切中了新經濟的實質。其實，“知識經濟”也好，“頭腦經濟”也罷，變來變去無非一個意思：在當今乃至未來的生存競爭中，知識就是本錢，而“知本”與“資本”具有同等的份量。

一
1993年的夏天，我走進了心馳神往的MIT，知識經濟的潮訊撲面而來。
如果不是親眼所見，在90年代初的中國大學校園里，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，在MIT，三分之一的教授擁有自己創辦的公司。我深深地為之震驚了，這就是那個托起一代代學人觸摸世界科技頂峰的教育圣殿？這就是那個培養了幾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學家搖籃？震驚之余，我很快獲得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振奮，我感到無比的欣喜，MIT讓我看到了知識和商品的完美結合。
我的導師勞斯先生就是一位兩棲“知本家”：他既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，又是身家數億美元的企業家。勞斯先生給我上的第一課，就是知識經濟的啟蒙課。
“您是想當古典科學家，還是樂意做現代科學家？”勞斯先生開門見山地問。
我第一次聽到這么新鮮的名詞，不明其義，“請問教授先生，古典科學家和現代科學家的區別是什么？”
聽了我的發問，勞斯先生解釋說，“是這樣的，古典科學家就是那種默頭在實驗室里做學問的純粹科學家，現代科學家嘛，偌，就是像我這樣，把知識轉換成產業的教授老板。”
真有意思，我越聽越新鮮，忍不住問：“教授，我怎么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分類呢？”
勞斯先生說，“沒聽說過嗎？挺新鮮是不是？那就對了，這可是我的發明！”說罷，他哈哈大笑。
勞斯先生笑得極其天真可愛，好像一個頑皮的幼童，純真而又撲拙。我被他的笑聲深深得感染了，恍然大悟，他是在以幽默的方式啟發我：順應時代潮流，選擇努力方向。
受到勞斯先生的啟蒙，我便用心觀察，在MIT，所有人的追求已不是知識本身，大家都在探究，知識到底有什么用？越來越多的師生正在努力，把科學和技術商品化，最終實現它的經濟價值。我完全明白了，勞斯先生所說的“現代科學家”，其實就是具有豐富學識和領先意識的高科技企業家。
兩個星期以后，我正式回答勞斯先生第一次見面時的發問，“教授先生，我樂意像您一樣，做一名合格的現代科學家。”
勞斯先生對我的表態很滿意，雙手一拍，“好！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您必須從現在做起：一邊學習，一邊打工。那就先到我的公司來吧。”說到這里，他用手勢特別強調了一下，“不過，這是暫時的，對你來說，只是一個過渡。注意，打工不是為了掙錢，而是為了積累經驗！”

二
從此，我既是勞斯先生的學生，又是他的雇員，我跟他在研究室里鉆研一個個新的課題，然后把所得的知識拿到他的公司加以檢驗。我忽然想起了毛澤東他老人家說過的名言：教育必須同生產實踐相結合。我由此開了“天眼”：真理不須用語言進行交流，放在哪里都是正確的。
3年過去了，我順利通過了MIT的碩士論文答辯。同時，我已是勞斯公司的一名高級工程師。如果繼續在勞斯公司做下去的話，我的前途一定不會差，但我不安于現狀，也是為了應付今后更激烈的競爭，我考取了哈佛的MBA。
在哈佛深造，我更加注重知識的實際應用，也就是工作能力的培養。于是，我選擇了一家著名的咨詢公司，作為我的“實習基地”。在面試的時候，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很客氣地問我，“請問先生，你來美國以后，除了在MIT和HU讀書，還做過什么事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我是學生，除了讀書，還能做什么事？這一愣，我倒是明白過來了，立即回答，“除了讀書，我還在勞斯公司做過工程項目的主管。”
想不到，我的回答立即引起對方的興趣，當即表示聘用。就這樣，我簡簡單單地成了這家跨國公司的一名雇員，沒有絲毫的驚心動魂，真是有點兒不過癮。
事后我才知道，人家之所以那么爽快地收下我，就是因為我有在勞斯公司工作的背景。

三
我一做就是3年。這家公司果然名不虛傳，出自于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博士比比皆是，許多人具有雙重世界名牌大學的學歷。他們相當聰明，相當有修養，對自己的工作都很有興趣，深信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能為客戶帶來最可能大的收益。
我在學到了很多知識，也增長了不少的見識。比如，他們從不對外透露客戶的名單，為自己，也是為了客戶的利益，因為那都是一些全球赫赫有名的跨國公司，是公司取之不盡的財源。每年，這些客戶都向公司交納至少8位數以上的咨詢顧問費，心甘情愿地交，從不須催討。
作為一家非常全球化的企業，希望自己的員工能有全球觀念，能用統籌的、全方位的視野看問題。加入這樣的公司，不僅可以拓寬我在企業管理方面的視野，而且在實踐的過程中，我能得到更直接更有價值的指導和培訓，獲得更多的經驗。
工作上的高起點，制度上的高標準，迫使我像宗教徒一樣，虔誠地學習一切先進的東西。我終于拍拖了我的第一個客戶，這是德國人在美國開辦的一家機械制造公司，連續3年嚴重虧損，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。
受命于危難之間，我特別盡心盡力，這是我的第一仗，只能贏，不能輸。一開始，我頗費一番口舌，才說服德國公司，支付給我們公司高昂的咨詢費，是有價值的，與將來的收益相比，咨詢費低得簡直微不足道。
按照既定的工作程序，首先是診斷，其次才能開出建議性的“藥方”。在取得對方的信任以后，我為德國公司預測未來市場的發展方向，審慎地分析了產品的結構和銷售渠道，以及產品未來的潛在需求。我與德國公司的代表進行面對面的接觸，建立了良好的彼此信任的關系。在此基礎上，我幫助他們制訂了公司未來發展的戰略，經過小規模的試驗后，再進行大規模的全面實施。
我提出的咨詢方案見效了，德國公司轉危為安，終于走了困境，在美國市場上一帆風順。這個結果既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為此付出了百倍的努力，也在我的意料之外――一個正確的咨詢報告竟然能拯救一個瀕于倒閉的企業。
通過這個項目的實踐，我第一次找到了自信――一種自尊自強獨立于美國社會的自信。

四
3年以后，我拿到了哈佛MBA的學位證書。留美的中國學生中流傳著一句名言：為別人打工，為自己積累經驗。
是的，打工是一種積累，經歷也是一種財富。我在著名的跨國公司打工3年，就為自己積累了一定的“知本”。走出哈佛以后，我面臨著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選擇。如果我樂意的話，我可以繼續在那家咨詢公司做下去，而且不用3年，我就會成為一名資深員工。但是，我不想在一棵樹上吊死。
這時，我的MIT導師勞斯先生給我打來電話，直接了當地說，“我想聘請您做勞斯公司的總經理助理。”他許諾我年薪30萬美元。
我沉默一會兒，說，“請允許我考慮一下好嗎。”
“好的，我等您的回話。”勞斯先生一點兒也沒勉強我。
經過考慮，我婉言謝絕了勞斯先生的美意，主要原因是，我想趁年輕多積累一種新的經驗。憑著我現有的“知本”，多家著名公司有意聘我。最后，我接受了華爾街一家著名投資銀行的聘書，起始年薪10萬美元。這個報酬比勞斯先生給我的少得多，但我很樂意。因為我相信，我將在新的公司里獲得一種新的更有價值的“知本”。